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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透视
过去20年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中国创新要素在区域间的重新布局。与经济重心的转移一致，创新要素分布的重心实现了从内陆向沿海发达地区的转移。
市场成为驱动中国创新要素重新布局的关键力量。政府通过创新环境建设和政策扶持对本地创新要素集聚能力发挥了重大影响。
创新要素的集聚程度远高于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程度，北京、广东、江苏等少数省份汇聚了全国主要的创新要素。
创新要素跨省转移的速度在过去十年明显提高且仍将持续。中国已经进入创新布局加速调整、区域创新差距迅速扩大的阶段。
要形成更加高效合理的创新要素新布局，必须深化改革，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消除制约创新要素合理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地方政府应高度重视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夯实创新基础，形成支撑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创新能力进展
研发投入稳步提升，首次突破万亿
2012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首次突破万亿，达到10298.4亿元，比2011年增长18.5%。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1.98%，比2011年提高0.14个百分点，与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韩国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基本相当。研发投入上台阶具有标志性意义，表明中国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力度不断加强。但是，中国研发投入主要集中在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阶段，基础研究投入严重偏低。2012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大项目占研发总经费的比重分别为4.8%、11.3%和83.9%，相比于2011年，基础研究和试验发展比重分别提高了0.1%和0.4%，而应用研究比重下降了0.5%。
随着企业创新能力提高和产业升级的需要，全社会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需求开始增加。中国已经进入研发经费分配结构再调整的阶段，其方向是基础性和前瞻性研究经费的比重将逐步上升。这种结构变化是中国在技术追赶进程中技术水平提高、技术需求和供给能力从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的重要标志。
部分领域涌现出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企业
中国在不同领域的创新能力有较大差异，少数领域已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创新成果，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中国互联网行业与发达国家基本同步发展。基于巨大的国内需求，互联网行业创新更加活跃，甚至领先于发达国家。如阿里巴巴成为世界领先的电子商务企业，在互联网支付、金融等领域推出很多颠覆性创新成果。腾讯在移动互联网领域推出了微信等创新产品，并为众多中小互联网企业提供创新平台。二是部分中高技术产业的产品已成功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不仅具有价格优势，在技术上也有竞争力。如机械制造业的三一重工、通信设备领域的华为等。中国制造的施工设备生产力、耐用性和燃油效率已超过了日韩的竞争对手参考《经济学人》杂志2013年12月21日的文章《挖掘胜利》。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三是高铁、航空航天等体现国家竞争力的领域已具备较强的集成创新能力，并有效提升了相关配套企业的创新能力。
制造业整体创新能力仍低于发达经济体
国际上高技术行业的研发投入占比（占销售额比重）一般超过5%，美国的生物医药等领域甚至超过15%。中国全部制造业行业的研发投入占比远远低于这一水平。制造业各行业中，研发投入强度最高的是运输设备制造业（包括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仅为2.18%，其次是仪器仪表制造业（1.86%）和医药制造业（1.63%）。
以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发展成为共识
2001年入世以来，中国利用要素成本优势，大力推动出口导向的工业化；中低端环节的加工制造业快速发展，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随着要素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压力加大，既有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了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创新是风险高、溢出性强的活动，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只有让创新能为企业带来利润，才能对企业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使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创新要素的集聚效应日益凸显
经济重心从内陆向沿海地区转移是三十余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布局的重要特征。经济重心转移的背后是要素空间布局的变化。除了劳动力和资本等基本的生产要素，技术成果、研究经费、科研人员、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风险资本等创新要素也在相应转移。基于当前中国创新要素的地区分布特征，可以得到的一个判断是：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少数东部省份集聚了大量的人才和科技资源，成为主要的技术输出地和创新要素集聚地。本报告将详细分析中国创新要素区域分布的变化情况。
创新要素区域分布的变化趋势
本节分析在过去20年间，创新要素在中国省一级的分布变化情况。我们从三个方面衡量创新要素布局，一是创新投入，包括研发经费、科研人员数量、高校和科研院所数量；二是创新的直接产出，以发明专利授权量衡量；三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包括技术交易额、高技术企业数量、创业投资额等。在逐项分析后，我们将各指标加总形成综合性的创新要素指数，作为区域创新要素集聚能力排序的依据。
如无特别说明，本研究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由于创新是长期的渐进过程，因此我们以五年为跨度，选择1991年、1996年、2001年、2006年和2010年五个时间点，分析创新要素布局的动态变化。
为了增强直观性，我们采用了创新地图的方式。对于每个指标，根据各省数值在全国排名的高低在地图中标以不同颜色。从浅到深，颜色越深则排名越高。每个指标有五张地图，分别对应1991年、1996年、2001年、2006年和2010年。在创新地图上，可以观察到20年来创新要素省际空间布局的此消彼长。
全社会研发经费
全社会研发经费衡量一国或一地区用于创新的全部支出全社会研究开发支出是指调查单位在报告年度用于内部开展研发活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实际支出，包括用于研发项目（课题）活动的直接支出，以及间接用于研发活动的管理费、服务费、与研发有关的基本建设支出以及外协加工费等。由于统计口径变化，2000年前没有该统计指标，1991年和1996年我们使用科技活动经费使用额作为替代变量。2012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是2001年的10倍，其增速远高于同期GDP增速。
过去20年中国研发经费省际分布的最大变化是，东北和西部省份的地位明显下滑，东部沿海地区研发经费排序越来越靠前。四川和辽宁都曾是中国的工业基地，1991年研发经费总额在全国名列前茅，但到了2010年已远远落后于沿海省份。陕西和湖北研发经费排序在2001年和2006年一度崛起，但2010年再次落后于沿海省份。北京和江苏在过去20年一直名列前茅，占全国研发经费的份额保持前列。此外，广东、山东和浙江的研发经费排序稳步提高，20世纪90年代仍处于全国中等水平，目前已位居前列。2010年北京、广东和江苏的全社会研发经费都达到了800亿元以上。
科研人员
我们采用各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反映当地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力资源储备科学家和工程师是科技活动者中具有高等学校毕业及以上学历或具有高、中级技术职称（务）的人员所占的比重，涵盖了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由于统计口径变化，2010年没有该指标，改用研发人员全时当量替代。虽不完全相同，但各省的相对位置仍有可比性。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总数在1991年为124万，2010年翻番，超过250万人。其中，广东、江苏和浙江最高，分别达34万、32万和22万人。
科研机构科研机构是指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不包含企业科研机构。
随着科研机构转制，中国科研机构数量在过去20年不断递减，1991年全国有5463家，到2010年已降至3696家。在区域分布上，过去20年间科研机构的分布大致稳定，一直集中在东部（北京、山东、广东、江苏）、东北（黑龙江、辽宁）和少数中西部省份（四川、湖北、山西）。
科研机构布局变化并不像研发经费和科研人员那样突出。主要原因是人力和资金的流动性较强，而独立科研机构的成立和退出都有较多的体制障碍，流动性远小于科研人员和研究经费。从下文也可以看出，科研机构数量和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不强。
高等学校
高等学校是培育科研人才和从事基础研究的重要机构。21世纪以来，中国高校数量快速增长。全国高校总数已从1991年的806所增至2006年的1867所，2010年已发展到3321所，是1991年的四倍。
发明专利
2000年以来，中国发明专利授权数量经历了超高速增长。1991年全国发明专利授权量仅有1311件，2001年为5395件，十年增长了不到4倍；2010年达到79767件，是2001年的近15倍。专利数量的快速增长，一方面反映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增强，企业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另一方面政策刺激也发挥了较大作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鼓励政策以专利数量为审核标准，激励企业大量申请专利，专利数量增长远快于专利质量提升。
技术交易
技术交易是企业引进外部技术、实现集成创新的重要途径。随着技术市场的日益成熟，以当年价格衡量，中国技术交易额快速增长，从1991年的95亿元、增至2001年的783亿元，2010年又达到3907亿元，是1991年的40余倍。
1991～2010年，北京不仅始终是全国技术交易中心，而且其地位得到大大增强。2010年北京的技术交易额占全国的40%，而1991年仅为24%。辽宁和四川的相对位置明显下滑，两省技术交易额占全国比重从1991年的18%降至2010年的4.7%，四川失去了技术交易次中心的地位。上海、江苏、广东、天津、陕西等经济发达省份技术交易额实现了较快增长，2010年已位居全国前列。
如果技术拥有者主要在本地进行技术交易统计年鉴中没有技术交易输出额指标。本文以技术交易额近似表示技术交易输出能力，这里的隐含假设是技术交易省份和技术输出省份是一致的，即A省的技术创新，通过A省的技术交易市场，卖给了C省的企业。忽略了这种情况：A省的技术创新，通过B省的技术交易市场，卖给了C省的企业。那么技术交易额就反映了本地的技术输出能力。过去20年间，技术来源省份的变迁与经济重心的移动是一致的，东南沿海地区的创新能力在快速增强，中部的陕西、湖北等省的技术输出能力也有了长足进步。
高技术企业
根据OECD产业分类标准，高技术产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OECD国家高技术企业的研发支出占销售额的比重一般超过5%，其中美国已超过16%。目前中国高技术企业研发支出占比还不到2%，远低于发达国家。
中国高技术企业数量的区域分布中国对高技术企业的统计开始时间较晚，1991年和1996年无数据。2001～2010年的十年间，高技术企业的区域分布特征变化不大，东部沿海地区始终是全国高技术企业的主要集聚地。2010年仅广东一省高技术企业占全国的比重就超过21%，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上海五省高技术企业占全国的60%。此外，四川、河南、辽宁和湖南的高技术企业也比较多。
风险资本
风险资本是推动创新的重要要素。中国风险资本起步较晚，但发展极快。目前对风险资本还缺乏完整统计。根据《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2011年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各类机构达1096家，2006年只有345家，增幅超过两倍。2011年中国风险资本总量为3198亿元，而2006年只有664亿元，增幅近四倍。
2006年，广东是中国风险资本规模最大的省，达160亿元。其次是北京、上海、山东、江苏和浙江。2011年，风险资本的版图发生了明显变化。江苏迅速崛起，成为全国风险资本规模最大的省，总额达1079亿元；广东位居第二，为984亿元；然后是北京、浙江和上海。
创新要素指数
本节将上述各项指标（因数据少，风险资本除外）加总，形成创新要素指数，以综合反映各省创新要素拥有量的排序。首先，由于各指标单位不同，需要先统一量纲，使之可比。我们以2010年的广东数据为基准，各省历年的创新指标都除以广东省2010年相应指标。然后，我们逐年计算各省七项指标的平均值各指标权重相等。再将平均值乘以100，作为最终的创新要素指数。根据设计，创新要素指数具有跨年和跨省可比性。广东省2010年的创新要素指数为100，是各省年度创新要素指数的参考系。
2010年排名前三位的省份分别是北京、广东和江苏，随后是上海、山东和浙江。北京和上海一直是全国创新要素最集中的地区，北京的创新要素指数在过去20年间始终保持首位。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都是出口导向发展过程中受益最大的省。
创新要素的省际差距在快速扩大，北京、长三角地区和广东已初步成为全国的三大创新中心。1991年创新要素指数最高省是最低省的13倍，2001年是17倍，到2010年已高达42倍。这反映了创新要素的集聚效应日益凸显，而且近十年是创新集聚的加速期，也是区域创新差距迅速扩大的时期。
创新要素指数增量
为了综合反映创新要素的省际流动情况，我们追踪了不同年份的创新要素指数排名变化情况。我们以十年为周期，追踪同一个省在1991年、2001年和2010年的位次，计算两期之间的创新要素指数排名变化，称之为创新要素指数增量。例如，浙江省1991年、2001年和2010年的位次分别是第11位、第12位和第6位，那么其1991～2001年期间的创新要素指数增量为—1（降低了1位），2001～2010年期间的创新要素指数增量为6（提高了6位），1991～2010年期间的创新要素指数增量为5（提高了5位）。
首先，创新要素指数增量最大的是浙江和福建。两省的创新要素指数在1991～2010年都提高了5位，是进步最大的省份。2010年，浙江创新要素指数排名全国第6位，福建排名全国第16位。这表明浙江和福建早期的创新要素较贫乏，但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对创新要素的吸引能力增长很快。
其次，创新要素指数增量最小的是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以及西部四省（四川、云南、陕西和宁夏）。1991～2010年，黑龙江和吉林的创新要素指数下降了5位，辽宁、四川和云南都下降了3位。这些省份多是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和科技资源密集区，但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创新要素也大量流向了其他省份。
此外，在全国创新要素指数增量排名处于中间位置的省份，其创新要素在全国的排序变化不大。例如，北京创新要素指数由于一直排名全国首位，所以其创新要素指数增量始终为0。
创新投入和产出的相关性分析
如果将创新视为一个从研发到商业化的过程，那么上述指标中，研发经费、科研人员、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是创新的要素投入，而发明专利授权量、技术交易额和高技术企业数可以作为创新产出的衡量指标。
研发经费和科研人员数量与三项创新产出指标之间都存在强正向相关关系。但高等学校数量只与技术交易额和发明专利授权量的相关性很强，与高技术企业数的相关性不大；科研院所数量与技术交易额和发明专利授权量的相关性都不强，仅与高技术企业数相关性较大。
这表明，研发的经费和人员投入直接影响了创新活动的产出水平和质量，对高技术企业的生成和吸引也有重要影响。高校和科研院所数量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很有特点。由于高校一般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所以对专利和技术交易贡献较大。高校对高技术企业生成和集聚的促进作用还不十分明显。相反，科研院所数量对高技术企业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却对技术成果贡献不明显。
创新要素分配的地区差距
虽然各省创新要素的相对位次在发生变化，但各项创新指标一般都在增长，区别在于有的省增幅大、有的省增幅小，增幅大的省份排名提升更快。所以，前文的分析无法反映中国创新要素分布的不平等程度是否在扩大。本节将分析创新要素分布的地区差距，并与区域经济差距进行对比分析。
创新有很强的集聚效应。一方面，创新具有粘性，距离往往会阻碍创新人才的思想碰撞和想法交流，便捷的远程通信难以完全替代面对面交流。另一方面，创新需要适宜的本地环境，包括良好的产学研基础设施、较少的行政审批干预、密集的创业资本、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平的竞争环境。所以，创新要素往往比经济活动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更强。而创新要素的集聚则意味着其区域差异会越来越大。
本节逐年计算每项创新指标的基尼系数，并通过洛伦兹曲线直观地表示随着时间推移，各项指标的省际不平等程度。洛伦兹曲线通常用于比较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横轴代表全社会人口，将全部人口从最贫者到最富者自左向右排列，纵轴显示的是各个百分比人口所获得的收入的累积百分比。洛伦兹曲线向坐标系右下方拉伸越多，则不平等程度越高。对角线为均等线，即收入分配绝对平等线。基尼系数是一个比值，其分子是对角线和洛伦兹曲线之间的面积，分母是对角线和横轴之间的三角形面积，其取值范围是\\，值越大则不平等程度越高。我们将财富指标换成创新指标，即可分析创新要素的省际配置情况。
首先，创新要素的集聚性十分明显。20%的省份，汇集了全国60%的研发经费、50%的科研人员、35%的高等学校、40%的科研机构、70%的发明专利授权、75%的技术交易额和70%的高技术企业。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相对于创新投入指标，创新产出的集聚效应更强。
其次，随着时间推移，创新投入的省际分配不平等程度变化较小，而创新产出的省际不平等程度在快速扩大。第一，在创新投入方面，5个年份的研发经费和科研人员的基尼系数都略有提高，但幅度很小，而且差距的扩大主要发生在2000年以后；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区域差异变化更小，高等学校的基尼系数甚至一度有所下降。第二，在产出方面，1991～2010年，发明专利授权量、技术交易金额和高技术企业数量的基尼系数都有大幅提高，从洛伦兹曲线上可以更直观地看出这一趋势。
创新投入和产出的空间分布差别，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政府和市场在创新要素配置中的作用不匹配，创新要素布局和经济布局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在创新投入中，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较大，如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多为公立，政府对其设立等审批较严，所以在政府主导的情况下，这些创新要素配置的均等化倾向很突出。而对于创新产出，其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导向很明显，创新产出大多来源于经济发达地区。
创新投入和产出的空间不匹配，对经济发展有极为不利的影响，例如，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有很强的技术需求，但本地科研机构较少，企业不得不跨省寻找合适的产学研合作伙伴；而受益于中国传统的创新要素布局，西部和东北的一些省份有较丰富的创新要素，但经济活跃程度较低，创新成果转化为经济价值的难度较大。
创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
本节分析各省创新指标增量的排序。即通过分析创新要素增量的流向，反映创新要素的省际流动性。数据涵盖了1991年、1996年、2001年、2006年和2010年五个年份。针对每个创新指标，我们计算其当期相对于上期的增量，可以得到四期的增量值。
研发经费增量排序
过去20年各省的研发经费都有增长。但研发经费的增量主要流向了江苏、广东、山东、北京、浙江、上海等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而流向海南、宁夏、青海、贵州、甘肃等边远地区的增量最少，近乎为零。
科研人员增量排序
科研人员增量主要流向了北京、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山东，与研发经费的流向地基本一致。与研发经费持续增长不同，有些省份的科研人员出现了负增长这可能与科研人员的统计口径变化有关，2010年没有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改用研发人员全时当量替代。两个口径不完全相同，因此有的省出现了科研人员统计数量下降的情况。科研人员流出较多的是辽宁、四川、河北、山西、湖北、陕西等省由于统计指标变化，2010年采用了研发人员全时当量指标，之前年份采用的是科学家和工程师。虽然统计口径有所变化，但仍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反映了科研人员的整体流动趋势。这些省份是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主要分布地区。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科研人才流失十分严重。而宁夏、青海、海南等边远地区科研人员始终保持在最低水平，流入和流出量都不大。
高等学校增量排序
2000年后中国高等学校数量快速扩张。从1991年到2001年，中国高等学校增加了50%，而2001年至2010年增幅超过170%。新增高校的布局与研发经费和科研人员增量的流向有明显差异。江苏、山东、广东、浙江、北京这些近十年来创新要素的主要集聚地，虽然进入了高校增长最快的前十个省份，但仅有江苏进入前五名。而内陆省份（安徽、辽宁、湖北、湖南）在前五名中占据四席，在前十名中占了半数（河南居第八位）。这表明经济重心和创新集聚地的变化对高校布局调整的影响相对较小。
科研院所增量排序
受科研院所改制的影响，过去20年间全国各省的独立科研院所数量都大幅下滑这一指标受统计口径影响较大，1999年后转制为企业的科研院所不纳入统计范围。企业所属和公司制的科研院所也不在统计范围内。因此，包括各种法人制度的科研院所实际数量会高于统计数量。1991年全国共有5463家，2010年已降至3696家。其中，降幅最大的是江苏、辽宁、四川、上海和广东。1996～2006年的十年间，江苏的科研院所减少了80余家。与科研人员大幅减少的趋势相同，辽宁和四川的科研院所也在锐减，十年间分别减少了近60家和近40家。2006～2010年，全国新增的科研院所主要集中在北京，这进一步强化了北京作为全国创新中心的地位。
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量排序
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增量主要流向了中国经济的领头羊省份，包括广东、北京、江苏、浙江和上海。这与创新要素投入的流动方向一致。从2001～2006年，北京和上海的发明专利增长最快，增幅近3000件。但从2006～2010年，广东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迅猛，远高于北京和上海。仅广东一省的发明专利授权增量就占全国增量的1/5，达11250件。广东的创新要素主要集中在深圳，深圳的专利数量占广东全省的一半以上。而深圳的大多专利都源于华为和中兴两家企业，二者也是全国专利授权量最多的企业。
技术交易额增量排序
技术交易额反映了技术市场的规模和活跃度，2010年全国技术交易额超过3900亿元，是2000年的6倍。北京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技术交易市场，而且远高于其他任何省份。2001～2006年北京的技术市场成交额增量为500亿元，占全国增量的53%；2006～2010年北京技术市场成交额增量接近900亿元，占全国增量的47%。此外，江苏、广东和上海的技术交易额也有一定增长，但幅度远小于北京。这一方面反映了北京具有较好的技术交易环境和服务体系，吸引了大量的技术供需方来此交易；另一方面也由于北京具备雄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资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技术发源地。
高技术企业数量增量排序
高技术企业的增量主要分布在江苏、广东两省。从高技术企业数量增长的角度看，2001～2006年是“广东时代”。这5年间，广东省高技术企业增加了1902家，占全国同期增量的27%。但从2006年到2010年的近5年是“江苏时代”。其高技术企业增幅达1841家，占全国比重超过44%，远远超越了广东等其他省份。
在2008年出台新的高技术企业认证标准后，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增速有所下滑。2010年全国共有28189家高技术企业，而2011年降至21682家，其中北京从1103家降至737家，上海从1423家降至962家，天津从817家降至497家。
风险资本增量排序
根据《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2006～2011年，中国风险资本增量主要流向了江苏和广东。两省占全国增量的比重分别为27%和22%，这与两省高技术产业发达密切相关。浙江、北京和上海的风险资本增量也排在前列。此外，山东的风险资本在过去5年增幅很小，在全国风险资本布局中的相对位次明显下滑。
创新要素与经济增长
本节将区域创新要素拥有量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分析两者在过去20年高速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关系。基于1991年、1996年、2001年、2006年和2010年的数据，我们将各省的创新要素指数分别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总量和工业化程度相匹配，通过散点图的形式观察其相关性。
趋势与建议
创新要素跨区域加速转移已成趋势，创新差距将继续扩大
市场成为过去20年中国创新要素布局调整的决定性力量，新的创新要素布局已经基本形成。其调整方向与经济重心的转移一致，即创新要素分布的重心实现了从内陆向沿海发达地区的转移。
中国多中心的创新格局正在形成之中。北京、上海和江苏、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已经成为创新要素富集区；但发展为“创新中心”仍面临诸多制度障碍。这些地区的创新环境虽然具有相对优势，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创新要素跨省转移的速度在过去十年明显提高，这一过程仍将持续。可以预见，中国已经进入创新布局加速调整、区域创新差距迅速扩大的阶段。驱动创新要素加速转移的根本动力来自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区域之间不断加大的创新制度环境差异。对创新驱动增长需求大、创新环境较好的省份，将对创新要素产生更大的吸引力。目前，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沿海开放地区显现出较强的创新要素集聚能力。另一方面，创新差距的扩大将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通过科学合理的政策手段，促进创新要素和创新活动在区域间合理分布，将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艰巨任务。
深化改革，提高创新要素空间流动性
在创新要素布局加速调整的大背景下，政府要顺应市场和创新规律。通过深化改革，加速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消除制约创新要素合理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通过促进创新要素和生产力布局的空间匹配，优化区域间创新资源配置，提高创新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创新和生产率提升。
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释放改革红利
在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将北京、上海和沿海发达省份作为区域创新体制改革先行先试区。对直接影响创新要素质量和流动性的领域，如高等教育制度、科研院所体制、海外人才移民和工作制度等率先推进改革。促进发达省份区域创新体系与国际接轨，通过制度建设培育中国未来的创新中心。
欠发达地区必须高度重视创新体系建设
在市场驱动下形成创新要素新布局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作用并非无关紧要。实际上，即使在广东和浙江等新崛起的创新要素富集地，各市、区、县的创新集聚能力也有很大差异。除了经济、产业、区位和科技资源禀赋外，当地政府对改善区域创新环境的长期努力，以及对创新的持续投入，是促使创新要素在20多年内向本地逐步集聚的重要因素。即，区域创新资源优势是在市场驱动和政府引导的共同作用下，经长期累积形成的。另一方面，虽然从长期来看创新要素具有流动性，但在短期中也是有粘性的。因此，尽管政府难以决定一个地方在市、省乃至全国创新要素布局中的地位，但政府可以对提高本地创新要素集聚能力施加重要影响；利用创新要素的粘性和累积性特征，逐步建立起有本地特色的创新基础。
今后十年是中国增长动力转换的重要时期。虽然区域间增长动力转换的进程有较大差异，但由于创新要素积累和创新相对优势的形成是个长期过程，地方政府必须从战略高度给予重视。一些地区已经在创新资源培育和竞争中落后，如果继续无所作为，必将陷入创新资源匮乏、技术和产业升级乏力、转型发展迟滞的困境。地方政府应高度重视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有效弥补区域创新体系短板，营造留住和吸引创新要素的软硬件环境，培育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