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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郭中瑞在《中国人街》一书中说：“风水术相对于环境景观设计而言，还是一种宇宙论的解释，也就是说，它并不单纯是关于环境景观的学问。”“风水是古代中国环境规划的理论，它对自然的地质、地貌，景观特征，风、雨、云的形态，四季气候的变化，以及水的环境等，都作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所以说风水也是一种科学。”“中国人认为，天地(自然)的运动直接与人相关。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与现代的‘生态学’对自然界的理解和认识是一致的。”“风水的实质，实际上就是如何有效地利用自然，与自然相平衡、相协调，保护自然，使建筑物和自然相融合。”
尹弘基是出生于韩国，并在美国地理界最著名的柏光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文地理学者。他是世界著名的人文地理大师教授的最后一位博士生。他也曾师从过柏光力大学地理系的教授和民俗社会学系的教授。尹弘基在他们的指导下，完成了《韩国堪舆的研究》博士论文，而且在国际知名的地理杂志发表风水论文多篇。尹弘基认为：“风水是为找寻建筑物吉祥地点的景观评价系统，它是中国古代地理选址与布局的艺术。这种独特的选择地点的中国系统，具有科学的成分，也有迷信的成分。”
美国生态建筑学家托德夫妇在1984年出版的《生态学设计基础》一书中，专门对“风水世界观”作了探讨。他们引述1982年《纽约太阳村会议》上孙保罗的报告说：“风水世界观源于对天地的仰观俯察，也包含着深奥的精神感应。它是一种大自然和谐、协调的方法，以便使居住者及其子孙能在集聚处拥有平实的生活。风水明确指出，居宅、建筑、园林乃至墓地，都要进行墓址选择，使墓址与地形地貌、风和水的运作相联系。”托德夫妇在书中还详细讨论了风水与现代太阳能建筑、覆土建筑及地下建筑等生态学建筑形式的种种相同性，然后结论说：“风水确实含有深邃的智慧，使之完全成了对自然谦卑、恭顺行为的指南。风水作为一种世界观，对一个稳定的文化提供并指示了一个普遍原则的解释。”
中国风水始终贯穿着“天人合一”的原则，强调人的自然性，指出了人在自然环境中的正确位置，使人与自然保持平等和谐，以至与新兴的生态建筑学、景观建筑学的思想极为合拍，所以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注意。美国城市规划权威开文·林奇在其代表作《都市意象》一书中，高度评价了中国传统的环境哲学，指出风水理论是一门“前途无量的学问”；他号召“教授们组织起来，予以研究推论”，并指出“专家们正在向这方面谋求发展”。
东南大学何晓昕教授在1990年出版的《风水探源》一书中说：“(风水)更多的则是科学的总结，凝聚着中国古代哲学、科学、美学的智慧，有其自身的逻辑关系。风水理所当然地是传统建筑理论的一部分。”王其亨先生是我国著名宋代建筑研究大师。以他为首的中国建筑学界，对中国古代建设风水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风水理论研究》论文集中写道：“风水术实际上是集地质学、地理学、景观学、建筑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古代建筑规划设计理论，它与营造学、造园学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文化研究所韩增禄教授在他的《关于风水的评价》一文中(《人民日报》1996年8月23日第九版)写道：“风水，作为中国古代的建设理论，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涵着自然知识、人生哲理以及传统的美学、伦理观念等诸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实际上，风水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神圣的环境理论和方位理论。风水理论，在景观方面，注重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和谐统一；在环境方面，又格外重视人工自然环境与天然环境的和谐统一。风水理论的宗旨是：勘察自然、顺应自然，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选择和创造出适合于人的身心健康及其行为需要的最佳环境。使之达到阴阳之和、天人之和、身心之和的至善境界。在自然环境、自然方位上，风水理论总结了与建筑相关的天文、地理、气象等方面的自然知识和相应的生活经验。”
浙江省永嘉县的芙蓉村(始建于公元1020年)，地处四周环山的荷花形平地之上，位于芙蓉峰下。当地流传俗诗有：“前有腰带水，后有纱帽岩，三龙捧珠，四水归塘。”全村以“七星八斗”为立意构思结合地形进行统一规划布局，以道路交叉点高出其他地面约十厘米，面积约四平方米的方形平台为“星”；以散布于全村的七处大小水池为“斗”，以此星、斗寓意天象星宿。其七星，控制全村的道路系统，村人口更以一颗大“星”(四平方米)为始端，引向全村。大“星”台与道路联组状如“如意”，其主干道又以“如意街”命名，以象征吉祥如意。如意街上的“星”台，专为出仕人衣锦还乡时在此接见乡民的风水穴点。其余六“星”分别控制东、西、南、北各条支路，构成完整的道路系统，并自然划分出宅院组团。
全村又以八“斗”为中心，分别布置公共活动中心，与水系有机结合。引山泉入村，水通过寨墙、道路边的水渠联系着各池塘(八“斗”)，形成完整的水系统。清流泻玉，红女浣纱，石寨鸡鸣，绿水白鸭，一派田园景色的独特风貌。卵石垒筑的两道荷瓣形的寨墙，七个寨门和等距设置的炮楼、箭孔、嘹望亭及其外面的水渠，筑构着坚固的防卫寨堡。村外西南处的三座奇峰，山石白里透红，状似待放的三朵芙蓉，故名芙蓉村。
另外据载，浙江永嘉县楠溪江的苍坡村(建于公元1055年)，也是根据风水学的阴阳、五行说规划建设的。宋孝宗淳熙戊戌年(公元1178年)，苍坡村第九世祖李嵩返乡探亲，在此遇云游的国师李时日，国师按五行说，认为西方庚辛金面向远方的山形似火的笔架山，相克不利，而北方壬癸水又无深潭厚泽以制火。东方甲乙木又会助火延，南方又是丙丁火，故四周均受火胁。宜在东、南建双水池，并围村开渠，引溪水环村。以求风水化煞。随后建了人工东、西双池。同时，以池水为“砚”，池边置放长条石以象征“墨”，池边主街笔直对向村外的笔架山，象征“笔”，故名此街为“笔街”。而全村宅院一片片，象征“纸”，从而形成“笔、墨、纸、砚”的传统“文房四宝”，化风水学上的凶煞，为吉祥。并赋予文采寓意，陶冶村民的灵性，增益文化才气，把山势山形充分结合起来，并与人文条件融人其中，使天地人三才一统，形成千古典型的村镇风水创作。